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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图]68年席卷巴黎的“红五月”学生运动

时间2019-04-10 来源:李湘菜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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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图]68年席卷巴黎的“红五月”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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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不知名的“3月22日运动”组织的成员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1968年5月3日,下午五点半,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青年,捡起一块铺路石向不远处的一部雪铁龙警车掷去。瞬间之后,车窗玻璃碎片横飞,警察队长克-布律内应声倒下。

这是发生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的一幕。当时,几千名青年与几百名警察对峙着,“不许带走我们的同学”、“巴黎大学是大学生的”、“猪猡们,滚出大学去”……各种各样的呼喊声此起彼伏。现场如此混乱,以至于见证者之一罗朗-卡斯特罗只记得掷石者的装束;而法国“红五月”精神领袖、“3月22日运动”创始人科恩-本迪也仅仅在事后听说,那个青年是他创建的这个小组织的142名成员之一。

这个不知名的青年能够想到么,他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改变了几位后来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密特朗、希拉克,乃至法兰西英雄、第五共和国缔造者戴高乐的命运;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我们反抗父辈,但并不想杀死父辈。”科恩-本迪后来概括道。如果说,中国的红卫兵狂潮可以视作一场手笔浩大的乌托邦试验,而美国长达四年的青年抗议运动始终以肉身与欲望为驱动,那么,法国的“红五月”风暴,则始终洋溢着清新、理性与“生活即目的”的永恒诉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五月”的遗产才如此丰美,如此多姿多彩。

农泰尔的星火

“红五月”的最初星火,可以追溯到当年年初的“农泰尔事件”。

1968年1月8日,法国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前往农泰尔文学院,视察新建成的游泳池工程。视察结束后,他拒绝格拉潘院长悄悄离开、“从一道小门出去”的建议;他走向了一群神色激愤、等待已久的大学生。他知道这些学生对他的《青年白皮书》耿耿于怀,但他不愿有失脸面地偷偷溜走。

所谓《青年白皮书》,指的是不久前问世的一份青年问题报告。远在上任之初,戴高乐将军就叮嘱这个春风得意的年轻官员,“好好看住青年人,研究他们”;为此,米索夫召集了一小群专家、学者,在分析、预测的基础上抛出了这份文件。米索夫这样告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法国青年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寻求异性。他们为性欲问题闹个没完。……(但)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

这个论调让千万青年愤愤不平。当时,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在内,众多大学正以罢课、周期性骚动的方式,争取男女夜间互访的权利。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是个开明、好脾气的中年人,他为此左右为难:一方面,主流舆论依然充斥着清教徒般的色彩;那些一战前后出生、信奉共和政体、经历过法国光复并视戴高乐为神祗的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一样生活;在避孕药刚刚问世的年份,他们甚至要求自己的女儿或儿媳直到新婚之夜还是处女;另一方面,对出生在二战之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岁月、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的法国青年来说,这一切不仅散发着陈腐气味,它甚至显得荒诞、荒谬,乃至充满了道貌岸然、自欺欺人的虚伪劲儿。

也就是说,这是两代人的对抗。法国政府夹在其中,动辄得咎。它折磨着历任教育部长、乃至蓬皮杜总理的神经。在克里斯蒂安-富歇的教育部长任上,一项旨在折中的法案被通过了:女生可以在夜间11点之前造访男生宿舍,但女生宿舍的隔绝是“不容更改的”;在阿兰-佩雷菲特的教育部长任上,他试图以21岁(法定成年年龄)为界线,成年学生的一切交往都不受限制,反之则不行。但无论哪项法案,都遭受了全社会的一片嘘声。中老年人抗议说,这么一来,“一切都将乱套”;法国青年的态度更为激烈,他们大声咒骂:“伪善!这个令人作呕的政府,它谁都想讨好,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

无论如何,“适得其反”的评价是准确的。它折射了法国政府的尴尬处境。它站在两代人之间,寻求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平衡;它站在新生群体与千年传统之间,不能不要未来,更不能不顾现在。这注定了它的两面不讨好……

在阿兰-佩雷菲特部长、手术治疗癫痫病需要满足哪些条件蓬皮杜总理乃至戴高乐总统都小心翼翼地面对青年问题时,可以想见,米索夫的轻率之言,将引发学生们怎样的愤怒。这一天,当米索夫依旧以傲慢姿态,走向聚集着的百余名青年时,一个有着红棕色头发的学生也向他大步走去。在狭路相逢的火药气息中,这个年轻人冷冷地说道:“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我注意到,在600页的荒谬之言中,竟然没有一句谈到青年的性问题。”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红五月”风暴的主角达尼埃尔-科恩-本迪。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进入第10天,后因“五月风暴”电影节流产,现场失去控制

科恩-本迪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1946年生,德国籍犹太人。与其说他是那个刻板、严谨、天赋过人的民族的产物,毋宁说,他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法兰西之子:远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的反犹迫害,他的父母就举家迁徙到法国莫托邦;在那个宁静的小镇,他们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卡布里尔与达尼埃尔。直到1959年,他们才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而此时,那些卢梭式的、洋溢着法兰西色彩的气质,挥洒个性、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视情感而非理性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所有这一切,早已融入了他们的心性与魂灵。后来,洛朗-若弗兰这样评价卡布里尔:“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与自己的兄长相比,科恩-本迪走得更远。1965年,他们的父母先后去世后,“他为了返回法国……而在农泰尔文学院注册了社会学系”。从此,他依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并渐渐表现出贯穿“红五月”风暴的那些气质:他的老师、社会学系主任阿兰-图雷纳后来回忆说,他生动活泼、热情洋溢,喜爱辩论并极富怀疑精神,“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从没少于十分钟”;洛朗-若弗兰则概括道,“他炽烈、凭直觉行事,具有天赋的鼓动才能……他是同代人中出类拔萃、犀利善辩的演说家”。

不仅如此。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几年,科恩-本迪手不释卷、“为言论所麻醉”;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安那琪(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并誓言埋葬旧伦理、旧社会、旧国家乃至旧世界。他的精神历程,完整地展现了“婴儿潮”一代的普遍观感。

1956年初春,在一个深夜的秘密会议中,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份报告掀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去斯大林化运动。西方左派先是一片哗然,继而开始了长达几年的争论。一些人指责说,苏联、赫鲁晓夫正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另一些人则反复控诉着斯大林的罪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意味着苏联神话的破灭。苏维埃俄国不再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换言之,在长达几年的争论中,应声倒下的不仅是斯大林的雕像,还有两代人的苏俄梦。与此同时,冷战铁幕、“杜勒斯主义”、去殖民化运动、越南战争……一波又一波的事件、风潮,也粉碎着“天赋人权”、“普世价值”的说辞,乃至1789年的神话与《独立宣言》的盛典。不是吗?西方的撤离殖民地,并非因为自由梦想、人权信念或博爱精神,而是因为失败与流血;不是吗?在越南战场上或死或残的那些青年,与其说是死在游击队员的枪口下,毋宁说,他们死于白宫和华尔街的一己私欲;不是吗?在公民权利、“人人平等”的粉饰中,政客、寡头与银行家们依旧高高在上,劳工、普通民众乃至中产阶级依旧被盘剥被奴役……

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与思考中,一群群青年渐渐走出冷战,走出了无止无休的意识形态论争。是的,无论莫斯科还是华盛顿,它们说法不同,但实质无异;它们都是科学主义、“理性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它们都以机器、工具为出发,自觉地束缚、被奴役于机器和工具,只不过一方在说,私有制更适合工具的发展,另一方则抗辩说还不够,还要再进一步。但,人生是这个样子的吗?所有这些人为的产物,无论机器、社会组织、政权还是家庭,都应该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它们都应该让人活得更好,而不是反过来奴役人,让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让人受压迫于权力和货币……

也是在对工具理性的反思、“生活即目的”的思考中,科恩-本迪渐渐成为一名安那琪分子了。他以愤怒、叛逆的形象,肆无忌惮地抨击着现实中的一切,伦理、家庭、政权、宗教、资本主义与苏俄集权主义……他反抗一切。他刺眼的红棕色头发,他“红色达尼”的绰号,他的才华、风格、个人特质与澎湃激情,后来也无处不在地贯穿了1968年5月的法国。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席卷法国的“红五月”就不会如此动人,如此让后人反复评说。

然而,如果这一天米索夫采取了克制态度,那么,农泰尔星火会不会成为“红五月”的先声?这个年仅22岁、后来被称为“红色达尼”的愤怒青年,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度堪与戴高乐较量的法兰西中心人物呢癫痫病专业治疗专家?这一切都是永恒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这一天米索夫的反应,粗暴、过分乃至夹杂了大腹便便的恶俗官僚气息。

米索夫回答:“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建议你一头扎进这个游泳池,用冷水来败败火。”

在百余名青年的哗然声中,科恩-本迪大声地喊道:“听,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而另一名在场的学生后来回忆说,科恩-本迪的这个记忆有误;他当时说的是反话:“希特勒万岁!米索夫先生,你真了不起啊!”(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5月风暴史》)

1968年6月12日,法国巴黎,学生发动反政府暴乱,几名法国学生从暴乱现场逃离,其中一名受伤

“3月22日运动”

当天下午,这场被法国官史称为“口角”的冲突,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各个角落,学生们纷纷议论着这个原本默默无闻、时为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的红头发青年。他们并为他取了一个亲切的、有着浓重格瓦拉色彩的绰号,“红色达尼”。

这是“红色达尼”在历史中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他由此获得了百余名青年的追随、几千名学生的关注。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去的日子,他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百出的花招、“捣蛋鬼”的风格,渐渐使他成为法兰西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渐渐使法国“红五月”超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青年:从身体的解放、欲望的狂欢,演进为和平理想,演进为青年的主体性,演进为社会福利,演进为政治制度,并始终贯穿着“人类该如何栖息”的永恒话题。

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一天,在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的倡议下,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法全联”)发起了罢课运动。五十余万大学生大多卷入了这场风潮。然而,“红色达尼”很快发现,在阿兰-佩雷菲特抛出“成年界线”法案之后,大学生已成为主流舆论的谴责对象;倘若再围绕“夜间互访”问题做文章,法国青年将失去大多数人。为此,他狡黠地将目光转向了反战运动;他并向“法全联”建议,以几天后的2月21日为“越南日”,发起全国范围内的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

在雅克-索瓦热奥等人看来,科恩-本迪“太无政府主义、太不可预料了”。为此,他们拒绝与他合作。而在这个努力失败后,科恩-本迪也厌倦起了“法全联”的瞻前顾后、官僚做派。他决定自己干。

他抛出了又一个新名目。长久以来,法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异常古老、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大学是神圣的,所有暴力机器都不得介入。然而,在学运潮流愈演愈烈之际,是格拉潘院长而不是其他人,在一场小骚乱中招来了警察。以此为借口,科恩-本迪向格拉潘提出申请,借用一间大阶梯教室,以全校性辩论的方式来探讨“格拉潘做得对不对”。

理所当然地,格拉潘拒绝了。这正中“红色达尼”的下怀。他仿佛有了天大的理由,2月29日这一天,他率领百余名青年大摇大摆地强占了学院行政楼。而在格拉潘让人拉下电闸后,他大声叫喊:“两分钟!两分钟之内不恢复供电,我将占领整个学院!”

不到两分钟,行政楼又亮起来了。

此后几天,科恩-本迪的花样一个接着一个。在会议室摆上香槟、将报告厅变成舞池之后,他抛出了“142人声明”,号召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的“同学们”一起干;当那些“同学们”果真动手、占领了笛卡尔梯形教室后,他又和愁眉苦脸的格拉潘院长开始了猫抓老鼠般的游戏:他说,院方要为学生提供一间专供政治集会的大教室,否则不予撤出;而格拉潘划拨了一间有500个座位的教室后,他又说,这个教室不够用,必须有1000个座位;最后,当格拉潘拒绝时,科恩-本迪更加干脆,他又重演了一出“抢占”大教室的老戏……

3月下旬,将这个可怜的老头儿,被戏称为“总是自由主义”的格拉潘耍了个够后,“红色达尼”似乎不屑再欺负这个老实人了。他试图折腾出更大的动静来。

由于历史渊源,法国积极地介入了越南战争的调停。这一年,在众多密使相互试探、穿梭往来之后,美越双方决定在巴黎开始公开的停战谈判。然而,想让戴高乐不好受的小伙子多着呢!3月22日这一天,百余名左翼青年袭击了位于巴黎歌剧院附近的美国捷运公司,并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当天晚上,参与行动的6名学生被捕,其中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学生、与科恩-本迪私交不错的格扎维埃-郎格拉德。几十年后,科恩-本迪谈到,他“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

当天傍晚,科恩-本迪等人再度占领了行政楼,以抗议警察逮捕学生。许多当事人后来回忆,那一天,“啤酒和三明治摆满了教授们通常辩论的椭圆形讲坛……议论、推断、欢笑,直到深夜一点半”。但,这已经不再是“红色达尼”与格拉潘院长的游戏了: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一个小小的、仅西安市治疗癫痫病医院哪家专业有142名成员的组织诞生了;不久后,这个效仿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7月26日运动”、命名为“3月22日运动”的小团体,将成为法国“红五月”风暴的核心组织之一。

“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星期”

“3月22日运动”成立一个多月后,4月27日,科恩-本迪遭遇了警方的传讯。

一个多月来,在农泰尔文学院,一本印有“3月22日运动”标记的小册子在学生宿舍里流传着。它的内容包括了《国际歌》歌词、团体会议公报以及一篇短文,《催泪瓦斯的自制方法》。洛朗-若弗兰后来说,“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开玩笑的话”;但自制武器的鼓吹,无疑刺激了警察的尊严与学校当局最敏感的神经。这一天清晨八点,在自己的寓所门口,科恩-本迪被几名警察带走了。

仅仅12个小时之后,科恩-本迪就被释放了。那么,签发传讯令、多少意在恫吓的那名警官能否想象呢?此举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它使那个爱激动、无事也要生非的捣蛋鬼走出了农泰尔围墙,并一举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几乎刚刚步入警察局,在圣米歇尔广场一带,几十个左翼学生组织、上千名青年立即鼓噪起来。他们叫喊,“这是猪猡们第一次跨进大学围墙抓人”!他们的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惊动了蓬皮杜总理。洛朗-若弗兰后来写道:“蓬皮杜……选择了宽容。”他亲自打电话要求警察局放人。

不仅如此。走出警察局后,科恩-本迪发现,众多记者、摄影师正等待着他;“隔几米远就有两名警察面对面地站着,长长地”,仿佛正接受他的检阅。这个捣蛋鬼的兴致一下子来了,他旁若无人地谈笑风生。在他的滔滔不绝中,镁光灯不断闪起。当天深夜,他的头像、名字与“红色达尼”的绰号,就出现在印刷厂的千万份报纸上。只要天一亮,邮差就会把它送进巴黎与法国的千家万户。

科恩-本迪成为全国性知名人物了。而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

“下个星期,将是法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星期。”这个晚上,面对几百名为他举行凯旋会的青年,科恩-本迪一本正经地、多少显得煞有其事地宣称:“我们将和这个星期融为一体。我对你们说知心话,由于我是带头者、领袖,我将放弃个人崇拜……”

在一波波的欢声笑语中,这一天,在场的几百名青年无不认为,“红色达尼”在说俏皮话。又何止是这些学生?也是这一天,在自己的办公室,蓬皮杜总理这样描述法国的状况:“政府是稳固的,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基础上的。”至于大学里的小动静,他认为即将问世的改革计划,“将引发一场有益的、丰富多彩的大辩论”。而与此同时,当工会领袖们走进劳工部长马赛尔-让纳内的办公室,进行每年四月底例行公事般的“五一”游行申请时,马赛尔-让纳内平静地询问,“不会出什么问题吧”?那些工会领袖回答,“秋季前大概没问题”。

这一天,除了科恩-本迪自己,或许没有一个法国人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甚至,五天以后的1968年5月2日,当百余名“3月22日运动”成员再度出手、如同儿戏地第三次占领学院行政楼时,这些亲历者也丝毫不能预料到,此举将引发怎样的轩然大波。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放映大厅,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索拉参赛影片即将拉开帷幕。后因“五月风暴”,电影节被取消。

天井院

学院行政楼第三次被占领后,格拉潘院长终于动怒了。

两个多月以来,这个老实得有点窝囊、温和得近乎懦弱的老头儿,遭遇了接二连三的空前凌辱。在法国教育界,他已经成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他不愿再容忍,他决心惩戒“红色达尼”及其同伙了。这一天下午,通过学校纪律委员会,他给科恩-本迪等八名“3月22日运动”首脑送来了法庭传票。与此同时,他贴出公告,宣布关闭农泰尔文学院,以釜底抽薪地让科恩-本迪丧失主要舞台。他的这些手笔如此干净利落,以至于被认为“表现出了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勇气”。

那么,格拉潘能够想到么,和那名传讯科恩-本迪的警察没什么两样,他的这些手笔是如此笨拙、如此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只会按照常理出牌,而科恩-本迪却不仅能够嗅到暴风雨的气息,他并且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这是庞大臃肿、恍若巨象的管理当局与机智灵活、犹如小猴子的“红色达尼”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的开始阶段,从格拉潘、阿兰-佩雷菲特到蓬皮杜、戴高乐,无不大输而特输。

接到法庭传票后,科恩-本迪不惊反笑。当天晚上,他迅速召集了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其中包括“法全联”副主席、曾认为科恩-本迪“太不可预料”的雅克-索瓦热奥。在简短的会议后,鉴于农泰尔文濮阳哪家医院治癫痫正规学院已经关闭,他们决定转移战场,次日在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天井院举行集会。

天井院的集会,一开始显得异常疲沓、冷清。只有两百余名青年前来参加。更要命的是,无论雅克-索瓦热奥还是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主编乔治-马歇,两名演讲者的表现都令人不敢恭维;而辩才无双、恣意汪洋的“红色达尼”,这一天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现场始终懒洋洋地。洛朗-若弗兰后来写道:“中午时分,大家分散去吃午饭;午饭后,也许会有更多的参加者。”

午饭后,参加者果真多了些,但现场依旧是“上午呆滞集会的重复”。这个时候,一个饶有意味、至今扑朔迷离的小插曲发生了:主角科恩-本迪悄悄离开了会场;而一个小时以后,一名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说,百余名极右翼分子携带器械,正在赶赴天井院的路上;他们打算扰乱集会并袭击左翼学生。

这句话引发了天井院的沸腾。

几年来,左右翼青年阵营鲜明、剑拔弩张;他们不仅动口、而且动手。以现场的几个小团体为例,无论RCY(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还是YNL(青年列宁主义联盟),都拥有自己训练有素、好勇斗狠的纠察队。其中YML的纠察队被认为“极富纪律”、“令人吃惊地精通短粗木棍和铁棒的使用”。后来,许多当事人回忆说,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找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有些人收拢着工程用的石块。……狂热的喧闹、小型的戒严控制了巴黎大学”。

附近教室里的一些左翼学生也纷纷赶来。五百余人聚集着,准备把巴黎大学变成战场。这时候,又一个次要人物出现了。正是他与传讯“红色达尼”的警察、与倒霉的格拉潘院长一起,阴差阳错地制造了5月3日的骚乱,制造了那块铺路石,并引发了长达月余的法国大动乱。

这个人就是巴黎大学校长罗什。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停办,导演特吕佛,制片人克劳德-雷路许,大师级导演戈达尔。

铺路石

两个多月来,罗什始终忧心忡忡。他担心农泰尔校区的瘟疫弥漫到圣米歇尔校园;他担心自己重蹈格拉潘院长的覆辙。这一天,当左翼学生们忙着武装校园时,罗什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是不明白召来警察的后果,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巴黎大学变成斗殴场。几经犹豫之后,他终于拨打起了巴黎警察局长穆里斯-格里莫的电话。

穆里斯-格里莫是一名青年问题专家,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很讨年轻人的喜欢。正因此,这个优雅、细腻、性情温和的业余作家,才被调任“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巴黎警察局长职务,以应付越来越频繁的校园骚动。罗什希望,以穆里斯-格里莫的经验,圣米歇尔的斗殴或许能够平息。

问题在于,这个晴朗的午后,穆里斯-格里莫正乘坐一架直升机、翱翔于巴黎的上空。罗什找不到他,于是这个倒霉的差使,落到了警察局办公室主任保利尼的身上。后来,洛朗-若弗兰写道:“穆里斯-格里莫在现场的话,兴许就不会发生骚乱。”

比起罗什,保利尼更显犹豫。他不愿去捅大学这个马蜂窝。但在罗什的反复央求下,他到底让步了。他让罗什提交一个书面申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么一来,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措,“警察介入大学”,至少有了一面挡箭牌。

接近午后三点钟,大队警察终于出现在了圣米歇尔校区。在场的主要学生领袖、“法全联”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很识时务,他知道这一场架是打不起来了。他主动上前和带队警官协商,希望允许他们离开圣米歇尔。带队警官也很干脆:这不是镇压,这是疏导;学生们当然可以离开。但,为防止闹事者再度集结,他希望小伙子们“能坐着警车离开”。

这个纯属画蛇添足的手笔,是这一天无数阴差阳错的又一个。后来,评论家皮埃尔-蓬特写道,“只要让肇事者自行离开……一切就会进入秩序”。随即,又一个小过失使事态雪上添霜、并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由于警察们毫无准备,他们只有几部“色拉筐”(警车的戏称);而需要运送的学生多达四五百人,于是,装车工作慢吞吞地进行着。在警车往返运送之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大约五时许,正值学生们下课、去饭堂,他们纷纷加入了围观的行列。聚集到几千人的时候,突然间,一声“猪猡们滚出去”响起了。随即无数学生加入了混乱的叫骂。正当警察们不知所措之际,那名邋遢的、不知名的、科恩-本迪所说的“3月22日运动”成员,拾起了那块铺路石。他划出一个完美的曲线,准确地击倒了大约20米开外的法国警察队长克-布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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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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